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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冰冰:明星光環背后的辛酸歷程
李冰冰是一個缺少安全感的人,她不愿意與沒有合作過的攝影師合作,在片場,從攝影師到化妝師,她都希望是自己指定并且充分信任的,她甚至希望穿的衣服都是她代言的品牌GUCCI的。
比起其他中國一線女演員,李冰冰成名非常緩慢,也從來沒有遇到讓自己一步登天的角色。
李冰冰是一個清醒、勤奮甚至自虐的人,她把自己在工作上的“自虐”歸結為自己的成長經歷。
數學不好意味著什么都不好
李冰冰1973年出生在黑龍江哈爾濱的五常市,小時候因為數學成績不好,每年五一與十一放假,都是李冰冰必須在家復習數學的時候。
“當時不會算術的人會被看作是很笨的,這是中國教育悲劇的一點。”李冰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對他們這代人而言,數學不好意味著什么都不好,“各種奇怪的算法,越算不明白越讓你算,這讓我一直感到不安全,放假也不能踏踏實實放松,老是擔心,逼迫自己在能力多的時候盡量多做,這是從小形成的。”
沒有安全感令成年之后的李冰冰成為一個害怕休息的人,“真的給我兩三天時間休息,我老覺得如果一天什么事都沒干,這一天浪費掉了,就會有一種歉疚。”李冰冰說這種心理來自她的母親。
李冰冰用“極其自虐”形容母親。母親年輕時是個刀馬旦。“家里買了個沙發,她從來沒坐過,她覺得坐在沙發上舒舒服服地待會兒是一種罪過,坐在椅子上看電視的時候,我媽媽從來都是把屁股搭在椅子邊上,暫時地坐下來,她永遠給我一種暫時感,從來沒讓自己徹底舒服地享受過。”
1991年,李冰冰進入哈爾濱市五常小學,成為一個音樂老師,在她成長過程中,這是令她最開心的日子。“讀了師范學校音樂班之后,我突然在音樂文藝領域有了體現,一下子感覺找到了自我。”
當老師每年有兩個假期,但學生們一放假,李冰冰就感覺自己像失業了一樣,不知道應該干嘛。
當時李冰冰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也不知道父母對她的期待是什么,“那個年代,所有人都覺得考上大學你就贏了,我沒有機會去考大學,也沒有機會完成他們對我的期待,去體現贏了的價值給他們看,但我心里一直蠢蠢欲動想比劃比劃,變成一個贏的人。”李冰冰說。當時,只有中專學歷的她老是覺得父母一直從心里看不起自己,這讓她無論在師范學校如何找到自我,都仍充滿不安。“你所有的能力都體現在音樂方面,但音樂并不受社會肯定,你在他們的心中仍是虛的。”
中專畢業的李冰冰沒有學過高中的語文數學地理與歷史,為了應考,她每天只睡兩個小時,整天整天背書。李冰冰一直記得小學老師說過的話:再難的卷子和試題都是從書本里出來的。
1993年,李冰冰終于考上上海戲劇學院。但那年,母親的病沒讓她來得及享受周圍人震驚的神情。
她母親其實已經病了六七年,父親決定在那年為母親做手術,更換心臟里兩個壞掉的瓣膜,但因為窮,父親只能支付一個更換瓣膜的費用。這也令母親直到現在仍需每天服用一種特殊的藥來稀釋血液濃度,確保血可以順利流過心臟,不發生堵塞。
李冰冰當老師每個月的工資大約有258元,父親一個月也只能掙300元左右,當決定要不要讓李冰冰去上大學時,李冰冰至今記得屋外父親沉默刷鍋的樣子,忽然他打破寂靜,罵了一句:媽的,別人家孩子想考考不上,咱家孩子考上了還不去,砸鍋賣鐵都讓你去。
離開家的時候,李冰冰對母親說:“媽媽,我考上大學一定能掙到錢。”
母親反問了她一句:真的嗎?
李冰冰形容母親的身體就像一顆“定時炸彈”。2005年,母親患上一種可怕的病,肺部開始慢慢變硬,醫生說到了最后可能會像兩塊鐵一樣,完全不能呼吸。
有一年冬天,母親住院。父親交了住院費后身無分文,裹著軍大衣睡在醫生辦公室的木條排椅上。出院后,父親背了家鄉的五常大米去送給醫生。出門時,父親不小心把開水全部倒在了身上,因為心急,并沒有理會,辦完事回家,覺得非常疼,這才發現褲子和腿上的皮一塊兒被脫了下來。
李冰冰的父親是一個酒廠職工,下崗后,一家人生活非常困難。一年春節,拖欠工資的酒廠把啤酒賣給了工人們,李冰冰的父親和其他工人拉著一車酒到全省去賣,擔心有人會搶,只能晚上抱著棍子,睡在酒瓶上過夜。
李冰冰畢業來到北京之后,因為擔心家里人,便把妹妹和父母接到北京。但因為拍戲太忙,根本沒有時間照顧他們。一家人到北京后便先租下一個很破的房子住了下來。房子只有一個房間,母親和妹妹睡在房間里,父親睡在廚房的小黑過道的折疊床上,腦袋邊上就是煤氣罐。從外地拍戲回來的李冰冰看到這一切當場崩潰。
很長一段時間,少年時的不安全感和緊迫感,強化了李冰冰強迫癥式的意志。
李冰冰做環保已經五年,環保對她來說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有時我想,我這輩子做十年、二十年,可能我死了也不見得有大成效,這時我就想放棄。但當我真正決定算了時,會覺得哪兒都不對。昨天我咳嗽,想喝點熱水,我平時都自己帶杯子,同事看我著急就在外面拿了個紙杯,我看到這紙杯就渾身不舒服。我也知道生活中我們不可能百分百做到軍隊一樣嚴格,無可挑剔沒有瑕疵,但這種心理會一直影響著我。”
盡管困難重重,但在環保的過程中,真正讓李冰冰有挫折感,是自己的家人。當她和她的父母住進酒店,她發現大家根本沒法和平相處。“我爸爸要穿浴袍,我不讓;洗澡的時候用浴巾,我也說你用一個小的吧,你頭發短;離開酒店時我要關燈,他說不用關,我說必須關;吃自助餐的時候,他弄多了,我要把那些食物帶回來,拿的時候我不要一次性飯盒,要么拿在手里,要么拿餐巾紙包住,他就挺嫌煩,好不容易見一面還不夠你嘟囔的,就是這樣一件一件小事把我們的心情全都破壞掉了。”李冰冰說。
早年她的知名角色大多以打女為主。2001年,李冰冰在懷柔拍攝《少年張三豐》的時候,劇組人都穿羽絨服,只有李冰冰穿著單衣站在河邊,任工作人員從河里抽水淋了7個小時,到最后,她的心跳已經混亂。這次拍攝給她留下了極大的病痛,很長一段時間,她的脊椎上都需要貼一排膏藥。因為病痛折磨,常年睡不好,李冰冰開始大量服用安眠藥,這又引起她的記憶力嚴重下降。
直到現在,李冰冰每次出門時都會隨身攜帶四個笨重的靠墊,休息時,它們分別被放在背部、腰部和脖子后面。2010年,李冰冰做過一個腰椎間盤突出手術,但效果不是很好,這也導致她現在整個腿與腳是麻木冰冷的。
因為深受其害,當與助理外出時,她會很認真地告訴他們應該如何正確地提行李:“你要千萬盡量用你彎曲的胳膊用力,絕不能讓腰部受一點力,這樣會傷害你腰部的肌肉。”
李冰冰常常用“能力有限,努力無限”教育自己的團隊,她要求與自己一起工作的人擁有和她一樣的勤奮。
李冰冰團隊會為她參與的每件事查漏補缺、親力親為,對一些不擅長拍廣告海報的公司,李冰冰會讓自己的化妝師與攝影師主動幫助他們。
紀翔2003年加入了李冰冰的團隊,后來成為她的經紀人,有7年時間,紀翔每天凌晨3點入睡,上午9點半前起床。
“我們生活就是工作,有段時間一年365天有340天在天上飛,早上深圳、下午活動、晚上回北京,極其瘋狂,極其享受,覺得如果今天不工作,就跟你一天沒洗澡一樣。”紀翔說,直到2012年國慶才真正第一次休年假,帶父母去了趟泰國。
我們的游戲規則是:不犯錯
2012年9月,《生化危機》在香港宣傳時,李冰冰去了杜莎夫人蠟像館,為自己的蠟像揭幕,她是第一個在香港杜莎夫人蠟像館擁有蠟像的大陸女藝人。
這座蠟像以李冰冰2012年參加奧斯卡紅毯的造型進行設計,李冰冰身穿2012年春夏Georges Chakra高級訂制禮服,這款不足一兩重的禮服薄如剪紙,在蠟像亮相的一周前,設計師免費贈送給了杜莎,從紐約空運到中國;她佩戴的是Cindy Chao四季系列紅寶花手環,Chao是惟一一位有作品被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收藏的華人珠寶藝術家。
李冰冰的手包來自意大利設計師Lana Marks的制作,這位設計師每年只會為一位奧斯卡女星設計手包,此前她為提名者查理斯•塞隆、凱特•溫絲萊特、海倫•米倫等女星設計手包之后,她們全都中標封后,她的手包也被稱為“奧斯卡幸運符”。
李冰冰和Marks是2011年,鄧文迪在上海電影節上為《雪花秘扇》舉辦的私人派對上認識的,李冰冰是《雪花秘扇》的女主角。Marks當時有了為李冰冰設計一款埃及艷后包的念頭。
接下《雪花秘扇》,李冰冰自己的說法是“臨危受命”。
圈內說法是,《雪花秘扇》第一選擇是章子怡,但由于“種種原因”她沒能參加拍攝,兩百多個工作人員一直等在橫店,李冰冰“臨危受命”答應了制片人鄧文迪,兩人從此締結了堅固的信任。
在名利場,《雪花秘扇》常被看作是李冰冰國際化的真正開始。隨后她接下好萊塢電影《生化危機》和GUCCI的代言。
“名牌都很喜歡她,”紀翔說,“因為她非常安全,沒有任何緋聞。”在中國,除了GUCCI,李冰冰還是萬寶龍、歐萊雅、阿迪達斯等國際品牌的代言人,也是擁有國際代言最多的女明星之一。
對于國際大品牌的中國區,往往是職業經理人來決定由誰來代言自己的產品,李冰冰的團隊明白他們的需要。
職業經理人往往追求的是安全、理性與不犯錯,在挑選代言人的過程中,也是這種特質反映得最淋漓盡致的時刻。明星在人生態度上往往是與職業經理人相反的物種,他們緋聞無數,性情高調。面對職業經理人們的這種訴求,李冰冰的團隊無疑是自律性最高的一個。
李冰冰比其他中國女明星更了解娛樂圈的游戲規則。
她極少社交、喝酒,甚至沒有任何夜生活,“沒有工作時,她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宅女,”橘子說,“娛樂記者很難拍到她的緋聞照片,因為她根本就沒有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一位資深娛樂記者說,娛樂記者偷拍明星的手段之一,是收集航班里明星們的登機信息,到他們下飛機的地方去跟蹤等候。比起總是在東南亞海邊和中國一些城市被輕松拍到的女明星,李冰冰的團隊無疑做了更為萬全的準備。
為了躲避娛樂記者的違法行為,李冰冰的團隊到公安局把她身份證上的中文名改成了一個非常普通的英文名,這個英文名是很多華裔會使用的,即使被人查到,憑借這樣一個名字,記者根本無法想到這個人是李冰冰。“這樣讓她很多明星在娛樂版上擁有截然不同的遭遇,也為她帶來了很多品牌的信任。”娛樂記者說。
《生化危機》是李冰冰參與的第三部好萊塢制作。比起其他中國一線女演員,李冰冰成名非常緩慢,也從來沒有遇到讓自己一步登天的角色。
成為“中國的她們”
2009年,李冰冰代言了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一小時”的熄燈活動,“那個NGO剛來到中國,在我代言之前,很少有人知道它們。”李冰冰說。
在中國的一本面對中產階級生活的周刊報道中曾寫道,這個活動舉辦的當天恰好是李冰冰拍《風聲》中的一場裸戲。拍戲前,她給手機上的所有朋友群發了一條短信:請和我一起熄燈一小時。
她的很多朋友都是企業老板,通過他們的影響力,李冰冰帶動的活動人群,一共有100萬人。銀泰百貨、國家大劇院、16所高校,都參與了熄燈一小時活動。
很快,李冰冰擁有了這些國際知名NGO的信任。
代言國際知名NGO跟支持慈善一樣,意味著好口碑和正直。同時,它們通常有能力在世界范圍內選擇最頂級的女明星參與活動,如果你被選中,你的名字無疑會和安吉莉娜•朱莉、尼可•基得曼、奧黛麗•赫本等人擺在一起,對于歐美品牌而言,它們的高層對這些女明星是非常熟悉的,這間接證明你就是“中國的她們”。
《生化危機》宣傳的最后一站是美國洛杉磯,李冰冰留在了那里,她要在那里上半年的英語和表演課。這是她當明星以來,第一次這么長時間“不用工作”。
“我有點緊張,不帶助手,一個人在國外待著,還是有點怕怕的,遇上亂七八糟困難的時候我該怎么辦。”接受南方周末采訪的時候,正是李冰冰為出去焦慮的時候,“我不知道能堅持多久,也許有一天我真的被打敗了,就不堅持了。”
上課是鄧文迪安排的,她的同學也都是好萊塢的明星們。李冰冰跟在國內一樣,把自己的課程排得滿滿當當,一周幾乎沒有休息時間。
“每一個人都是時代的過渡品,誰又知道時代哪一天是終點。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失敗,我不這么認為。”李冰冰說。